最近，《自然》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将“博士生是否过剩”的议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。文章指出，全球博士生数量远超学术岗位供给，中国、印度等国的博士生人数更是出现“过剩”，但许多高校并未让博士生做好从事学术圈外工作的准备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议题在国内舆论场持续发酵，但讨论的焦点逐渐偏离核心。部分媒体转载时，仅大肆渲染“博士生太多”“学术圈挤爆”等吸睛表述，并未深究其背后的事实。更有甚者，衍生出诸如“高学历泡沫”“博士生培养是数字游戏”“博士失业危机”等催生焦虑和负面情绪的文章。

中国博士生真的“过剩”了吗？这一问题近年来争论不休，答案似乎始终在两组数据间“拉锯”。

一组数据凸显规模扩张：2000年至2024年，中国在读博士生从6.73万一路攀升至60余万，20余年间增幅近10倍，叠加“论文压力大”“延毕率攀升”“毕业后高学低就、大材小用”等现象，让“学历通胀”的焦虑持续发酵。

另一组数据则突出国际差距：中国每万人中仅有7~8名博士，博士占比尚不足总人口的1%，远低于欧美1%～5%的水平，且在全球博士占比排名中，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甚至未入前十。预计未来几年，我国博士生扩招的趋势还会持续。

两组数据背后的观点看似矛盾，实则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——博士教育的本质能否仅用“总量多寡”来衡量。当我们反复纠结于60万博士生是否过多时，是否应该反思：为何芯片、集成电路、高端制造等“卡脖子”关键领域在喊人才荒？为何一些龙头制造企业开出巨额年薪，却招不到能破解生产线精密控制难题的博士？

种种现象表明，所谓的“数量过剩”，实际上是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与产业需求之间的“断链”反应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国包括行业高校在内的许多大学，评价体系均围绕论文数量、影响因子等学术指标展开。同时，博士生往往被当作未来学术界的“接班人”培养。这种单一目标导向使得博士生培养逐渐沦为“论文生产线”，忽视了产业界对高端人才的多样化需求。

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所言：“博士生‘僧多粥少’的焦虑，是我们给的‘粥’种类太少。”

为打破“学术独木桥”困局，让博士就业不再只盯着高校教职，近年来政策层面已作出调整。2020年以来，相关政策反复强调“扩大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”，培养一批厚基础、实战型、能集中解决企业最急迫技术难题的高层次创新人才。以工程学科为例，自2022年起，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已三度扩展，清北浙交等32所高校、航天科工等8家企业入选。

不过，博士教育与产业之间的“断链”，绝非单一环节偏差，相关修复尚需打通评价体系、企业生态、社会认知等不同环节的系统性梗阻。

首先，培养和评价体系的学术惯性尚需打破。尽管政策已明确倡导通过多元赛道扩大专业博士招生，但一些高校的评价机制仍延续“唯论文”导向，导师和博士生的精力仍大量消耗在发论文、争项目的单一赛道，实践环节流于形式。一些专业博士在转型过程中陷入高不成、低不就的尴尬：既缺乏行业经验，又无法在学术圈立足。甚至有人调侃，博士培养变成了一种生产高文凭的产业，半数博士生只是拥有一张证书而已，未能真正掌握与之匹配的能力。

其次，企业引才、用才的生态短板尚需补齐。当前，许多企业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，难以提供充分释放博士价值的优质岗位。部分企业存在职业发展通道狭窄、创新文化贫瘠、难以包容失败、激励机制滞后等问题，导致引才难、留才难。在这一方面，企业除弥补自身生态短板外，可借鉴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经验，400多个企业联合创新中心推动校企深度合作，由企业提出技术难题，高校组织研究生团队攻关，从而联合培养真正具备产业视野和工程能力的复合型人才，并在其毕业后“接住”这些高端人才。

最后，社会认知的刻板印象尚待更新。当博士跑外卖、做中介、当中学老师、到街道办谋职等选择成为舆论热点时，背后是社会对博士职业发展路径的刻板认知。打破这种思维定式，需要营造更加多元、包容的社会认知环境。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破解博士生培养的“断链”难题，须跳出“数量论”的陷阱，构建政策、教育、产业、社会协同发力的生态体系。具体而言，政策端持续优化学科布局，强化对急需领域的前瞻性支持，搭建高效的产教研对接平台；教育端变革评价“指挥棒”，将解决国家重大需求、攻克产业技术难题置于与基础前沿科学研究同等地位，将产业项目深度融入专业博士生培养全链条；产业端则需企业与人才的双向托举，企业主动深入参与人才培养，用“真问题”锻造专业人才，用优秀人才加速企业升级；社会端则需更加包容，对人才流动的认识更加理性、客观。

对个体而言，追求更高学历是基本权利。诚然，博士多了，学业和求职竞争愈发激烈。博士学位，拿还是不拿？走学术路线，还是专业路线？面对选择，关键是不被潮流所裹挟，认清自己的目标与兴趣，方能少走弯路。

（《中国科学报》 记者 冯丽妃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