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没有退路，因此美国再怎么施压也不可能让中国放弃既定发展战略。何况中国为什么要放弃呢？让国家脱离贫困，让所有人获得更多机会并不是什么有争议的目标。

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逮住机会跳起来谴责中国呢？答案是在当今这种形式的全球化之下，“作弊”——即国家大规模干预市场经济——是取得发展的唯一途径。所有在发展上取得突破的主要大国，在接轨全球经济的同时无一不对条款加以操纵和利用。

在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时代，经济增长数据证明了上述观点。下图比较的是人均GDP，它是衡量人口规模较大的中低收入国家发展状况的指标之一。在这些国家里，只有中国实现了人均GDP大幅持续增长。与之相对应的是，其他国家的收入只有小幅增长，没有在发展上取得突破。这些国家的总体经济结构停滞不前，要么在赤贫状态中苟且，要么远远倒在了通往富裕的道路上爬不起来。

1986~2016年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走势（到2016年由高到低依次为巴西、墨西哥、南非、中国、泰国、印尼、埃及、尼日利亚、印度、越南、埃塞俄比亚和巴基斯坦）

二战刚结束的一段时期，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对国家主导型投资机制较为友善，巴西、墨西哥等国家实现了高速增长。但是在自由市场式全球化时代，贫穷国家唯一的发展机遇在于吸引外资进入当地制造业，向富裕国家出口商品。另一条出路是出口石油、铜矿、大豆等初级产品，这使落后国家的少部分人富了起来。但这种模式由于受到频繁的繁荣-萧条周期性影响，而且对就业作用有限，往往无法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增长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日本、韩国和台湾地区率先以出口制造作为发展战略。在自由市场意识形态重新取得支配地位之前，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美国的冷战盟友，在战略性产业资源配置上享有较大的自由，在低成本商品出口领域鲜有竞争。

上世纪80年代早期，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加入了自由市场式全球化，对投资和出口市场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。采取这种战略的国家越多，单个国家就越难以通过累积资本，从根本上重塑经济并实现财富的可持续增长。与二战后的那段时期不同，国家不再有意识地协调发展规划，而是让自由市场来实现资源配置，后者为了达到收益最大化，往往倾向于照顾更富裕的群体。结果导致在全球化时代里，近六成的外国投资流向了人口仅占世界总数八分之一的富裕国家。

由于全球消费市场非常有限，穷国被迫彼此展开激烈竞争。通过开设血汗工厂追求经济发展意味着，只有那些能维持劳动力廉价的国家才能成功吸引外资。只要劳动力价格开始上升——也就是说，只要经济增长开始转化为劳动人民的美好生活——外资就会向其他地方转移。

结果就是，许多国家迎来大量流资，却无法产生长期效果，因为当工人们开始提出要求或其他国家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时，资本很快就会撤离。比如墨西哥在历史上曾迎来若干波大规模外资潮，但该国工资水平过去十年几乎不变，贫困人口超过总人口半数，制造业岗位在今天整体就业中所占比重与1960年别无二致。

中国之所以能跳出这个陷阱，正是因为中国有实力在这个扭曲的博弈里“作弊”。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加入谋求发展的国际竞争当中，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，中国劳动者高度自律且有文化基础，基础设施异常发达，工业多样化程度极高。这些都是共产主义革命和计划经济留给中国的宝贵财富。从1989年到2016年，在涌向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外资当中，中国一个国家便吸纳了五分之一。

但是光有投资不会带来发展。在同一段时期，拉丁美洲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更多，占发展中国家获得外资总量的四分之一，却未能取得中国那样的爆发式增长。

就像许多穷国的领导人一样，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作为其统治的核心目标。但在其他国家，碎片化的恩荫网络主导了权力结构，它像寄生虫那样只依附于有生产力的企业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中国政府高度集权，对经济拥有非同寻常的掌控力。

中国固然存在官商勾结和腐败问题，但在自上而下的党国体制中，各地官员要想升迁得看当地宏观经济数据有多亮眼，以及他们对中央产业政策做出多大的贡献。正因为官商之间存在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，商人要获得政治靠山得拿出有生产力的投资，而不仅仅靠攫取资源。

中共一方面扶持市场力量来约束劳动者和企业，一方面保持着对投资大趋势的总体把控能力。中国胁迫资方建设战略性产业，形成专业知识，从而在一个又一个领域稳步向高端生产转型。中国从玩具和纺织品起步，到钢铁和化工，再到汽车和航空，现在到了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，经济在国家的稳步驱动下逐渐向高端生产迈进。